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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高压反腐的现状思考

党校教学部 管理员 2018-04-03 10:09

杨光明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持续高压反腐、标本兼治,取得显著成效。新形势下,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悖论和杂音暗流涌动,对高压反腐的必要性、可持续性等问题提出质疑。对此,必须正确研判当前反腐形势,回应质疑、凝聚共识,继续保持高压反腐的战略定力。同时,要在制度反腐、法治反腐、廉洁土壤培育等方面积极作为,切实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
[关键词]反腐败  高压  法治  制度反腐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广度向前推进,“打虎”、“拍蝇”、“猎狐”成效显著,彰显了中央反腐的决心和魄力,重新赢得了党心民心。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形势下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悖论,以及对高压反腐能否持续的担忧和质疑,吸引眼球,混淆视听,暗流涌动。对此,必须正确研判形势,坚决予以辨析、驳斥,确保凝聚共识,保持高压反腐的战略定力。
        一、当前质疑持续高压反腐的主要观点辨析
       (一)“权力斗争”说
        该观点将反腐败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看成官员与官员对垒的权力斗争,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引发本轮强力反腐的深层原因,主要在于伴随社会经济建设沉积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反腐形势日趋严峻复杂,从严治党变得十分紧迫,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当前我国反腐败不是看人下菜的“势利店”,绝非争权夺利的“纸牌屋”。高压反腐恰恰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严峻形势下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敢于直面挑战的担当精神。
       (二)“反腐运动”说
        此种观点认为反腐败是刮一阵风,是中央释放执政理念、赢得群众支持的权宜之计,过段时间就会自然降温;有的认为高压腐败已经过头,各级官员变得缩手缩脚、为官不为,持续下去怕要引起大老虎联手反扑,或会亡党。此种观点是对当下反腐败斗争性质的错误解读,抑或是别有用心的肆意歪曲。对此,他们明显低估了党对反腐败的领导和驾驭能力,低估了反腐败的广泛群众基础,更没有意识到反腐败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应对“四大考验”、防范“四大危险”的必然要求,消除腐败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取得压倒性胜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三)“影响经济”说
        该观点认为“廉洁庸吏抵不上贪腐能吏”,高压反腐严重打击官员从政积极性,相比各地经济快速增长、国家战略工程顺利推进,贪腐相比而言只是较小的损失。此外,强调“适度腐败”刺激消费、润滑经济,为“腐败经济学”唱赞歌。此论调极为短视,殊不知一些地方经济下滑的背后是畸形消费带来的虚假繁荣的消失,所谓经济下滑实际上是泡沫经济的“缩水”,也没有看到腐败导致的资源错配、抑制创新等潜在成本。长远来看,反腐败斗争恰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清扫制度改革的障碍促进发展路径的转换,从而避免腐败的高昂成本,使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充分发挥。
      (四)“到点转向”说
        该观点,一方面,过分强调制度反腐的重要性,要求快速转治标为治本,没有认识到放弃高压反腐的治本恰似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认为高压反腐无法解决长期积聚的腐败存量,反腐过度影响政权巩固,倡导借鉴香港“特赦”腐败警员的做法,按时间节点特赦过往腐败官员,以解脱大批积极退赃、幡然悔悟的贪官,消除制度性腐败存量,促其轻装上路。这种从全局上进行思考的精神固然值得肯定,但在我国民主法治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当下,此观点和主张不具可行性,违背了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和治党必严的反腐理念。
        二、持续推进高压反腐的必要性分析
      (一)腐败存量存在黑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17年6月底,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80余人,厅局级干部8600余人,县处级干部6.6万人。尽管查处的总数不少,但本轮反腐直接动力来自中央,动力自上而下层层递减,省、市一级反腐机构未能及时跟进,较真碰硬、主动查处的力度不够,各地腐败现象牵牵绊绊,生怕拔出萝卜带出泥,牵扯自己或影响政绩,导致腐败线索积压。以S省为例,截止2017年6月,五年间共立案审查地厅级干部269人,该省G市共立案审查县处级干部21人。据估算,中管干部的人数与各省省管干部规模大致相近约在3000名左右,而G市的县处级干部总人数为910余人。可见,从查处的绝对数、占比率来看,反腐力度均呈逐级递减趋势,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二)深化改革需要清障
        前期高压反腐提升了中央权威,初步改善了政治生态,特别是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大老虎的落马,“石油帮”、“山西帮”等塌方式腐败的清除,为破除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全面深化改革创造了条件。而全面深化改革业已进入深水区,无论是行政体制、银行金融、医疗卫生、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大阻力已不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既得利益集团与权力勾连所导致的利益格局固化。这些利益集团或者直接反对改革,或者扭曲改革,深化改革就必须要斩断权力和资本的利益连结,破除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权力化,这就需要用高压反腐为改革清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深化改革巩固反腐成果。全面深化改革是个持续的过程,只要改革进行,就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反腐败必须持续高压,继续为全面深化改革开山辟路、保驾护航。
      (三)制度反腐仍需加力
        腐败行为的产生,确实与制度不完善、法治不够健全有关,但最为核心的不是无制度可依,而是制度不落实,有法律却不遵循。实践中,制度反腐有泛化、口号化的迹象,不解决好不落实的问题,再多再完善的制度也无济于事。很多落马贪官长期违反党的工作、财经、组织、政治制度,事实上在高度集中的权力面前无所谓制度约束,制度只是作为摆设。如单位办会按照正常标准费用不足便虚增参会人数,为规避收支两条线将应收款项扣除开支后入账改“体内开支”为“体外开支”等等。但凡领导有所指,下级就会“创造性地”去解释和执行制度,有时甚至公然漠视和践踏制度。十八大以来,《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重要党内法规制度陆续出台,逐步形成了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的廉政建设党内法规体系。但终究制度不会自动反腐,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唯有真抓严管才能让禁令生威,否则制度反腐便是一句空话。
      (四)廉洁土壤尚未形成
        近年来中国官场出现的很多问题,如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家族式腐败、塌方式腐败等等,不仅对中国的官场生态造成严重破坏,而且也对社会风气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部分群众对频频爆出的贪腐行为私下表示“可以理解”、“十分包容”,认为系“运气太差”、“撞了枪口”,口头上痛恨腐败,实际上痛恨自己无机会腐败。总体上看,当前的腐败是社会性的腐败,已渗透至社会的肌理,学术、医疗、教育等各领域滥用权力和影响的行为层出不穷,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处事规则仍是“找熟人”、“托关系”,法治、规则意识极度匮乏。当前的高压反腐仅仅初步改善了政治环境,如果不从政治领域延伸开来,向各领域的腐败直接进攻,直至在文化上对腐败行为拒绝宽容、人人憎恶,培植出全社会的廉洁土壤,那么腐败极易反弹、恶性循环。
        三、对持续推进高压反腐的粗浅建议
      (一)更加注重保持反腐定力
        官吏的廉洁或贪墨,关乎社会治理水平和民心向背,腐败问题是阻隔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最大障碍。古今中外,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反腐成败更是直接影响了许多政权的存亡兴替,进而改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高压反腐是我国在长期松宽软导致腐败高发频发的历史关键时期,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抓住“牛鼻子”的关键一招,是中央整肃吏治、收拾民心、重塑信心的重要举措。如果囿于影响经济发展、有权力斗争嫌疑影响国家形象等质疑声音,没有战略谋划、历史担当的思维,没有排污去浊、正本清源的认识,没有利弊权衡、猛药去疴的决心,反腐败必然成为有头无尾的“烂尾楼”。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查案治标是着力治本的基本途径,治本必须依托治标来进行,“打虎”、“拍蝇”、“猎狐”是标本兼治的“王者之道”,是当下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的最现实有力的举措。如果割裂治标、治本之间的辩证关系,受困于到点转向改治标为治本的杂音干扰,离开“治本”谈“治标”,反腐败无异于缘木求鱼,必然方向不清、主业不明、走向歧途,来之不易的反腐态势就会出现逆转,重构良好政治生态的机遇期就可能丧失。只有以持续不懈的力度和强度,多方聚力、上下合力,形成高压反腐的新常态,使健全完善的党纪国法体系得以刚性运行,体现“执纪执法必严”,方能发挥出使人“不敢腐”的作用。唯有站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持续高压、形成合力,方能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
       (二)更加注重推进法治反腐
        本轮高压反腐虽萌发于中央大力反腐的坚定决心,但必须由此引发、生成独立于政治意志、不可遏制、完备有效的反腐败法治体制,反腐败才能生生不息,获得独立的生命力。为此,其一,要坚持依法反腐的基本方式。切实处理好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建设、党纪党规建设的协调衔接工作,尽快修改完善《宪法》、《国家监察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铺路,为监察委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定位提供法律依据,明确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职责权限,并赋予国家监察委必要的、有效的侦查措施,提高反腐败斗争的法治化水平。其二,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在严厉打击贪污、受贿犯罪的同时严惩行贿犯罪,将允诺和提议给予好处的行为,纳入行贿的行为方式范畴予以打击,取消刑法关于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和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规定,减少实践认定的困难。适当增设对职务犯罪予以剥夺企业注册、从事特定职业的权利,以及剥夺犯罪单位荣誉称号、禁止一定期限内从业资格、停业整顿、刑事破产等资格刑,大力清洁腐败土壤,提高刑罚威慑力。其三,要加大罚金刑的判处力度。刑法修正案(九)从立法上取消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改为“概括数额加其他犯罪情节”的模式,贿赂犯罪轻刑化趋势明显。同时,又对腐败犯罪增设了罚金刑,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依法判决、大力宣传,凸显职务犯罪案发后“身败、名裂、财尽”的高昂成本,警醒公职人员算好政治账、名利帐。
       (三)更加注重推进制度反腐
         其一,制度笼子要扎紧更要落实。必须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通过梳理和完善把法规制度的笼子扎密扎牢,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责任明确、奖惩严明,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形成党纪党规执行的强大推动力,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打早打小、真管真严,确保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双轮驱动,让党纪党规的力量充分释放,防控腐败出现新的增量。其二,要将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作为制度反腐的重要内容。制度不能仅仅贴在墙上、说在嘴上,要可落实、有监督,外部和内部监督必须共同发力。一方面要加强外部权力监督,持续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强化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发挥巡视巡察制度的常态震慑作用,推行“权力清单”、“阳光政务”,加强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另一方面,要加强内部权力制衡,切实落实各级党委(党组)的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强化派驻纪检组的监督责任,适当分解“一把手”权力,继续探索推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行政审批、工程建设项目和财政专项资金等具体事务的分层分类决策制度,以及财务联审会签和财产公示、任前廉政审查、任中和离任审计的管理体制,同时通过深化干部人事制度、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坚持好干部标准,堵住“买官卖官”、“人身依附”的官场歪风,形成以德为先的用人导向,畅通人才上升通道,给清廉者录用和提拔的机会。其三,教育和养廉不可偏废。高薪未必能养廉,但仅靠理想支撑而无物质要求,虽贤者亦难为之。要求公职人员均达到无欲的思想境界,非现实政治所应持态度,长远看效果亦不容乐观。长此以往,反而会导致理想信念教育的泛化、虚化。因此,在强调理想信念教育的同时,要适当提高普通公务员的薪金收入,不能让公务员在晋升、腾达前长期处于物质匮乏、无法体面生活、对家人愧疚的纠结状态,要让国家公职人员不为斗米折腰,内生职业荣誉感、自豪感。
       (四)更加注重培育廉洁土壤
        其一,要站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继续大力弘扬理想信念、廉洁勤政教育,让广大公职人员深刻认识物质与人生的价值,理清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从根本上补强理想信念的精神之钙,建设廉洁政府,实现海晏河清。要充分发挥公职人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境界,对公民、普通党员道德建设以上率下的示范、推动作用和凝聚效应。其二,要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廉洁文化教育是针对大众的教育,并不仅仅是针对党员干部,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廉洁文化的氛围,要扩大廉洁文化的受众对象,通过文化宣传、案件警示、判决引导等有效形式,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耳濡目染中呼唤廉洁、规则等价值回归,顶层示范推动、全党全民行动,共同关注和支持反腐,与一切滥用权力的行为作斗争,身体力行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做到心中有廉、尊廉,人人倡廉、护廉,从根本上培育社会廉洁土壤。其三,要特别注意廉洁价值的正面引导。在司法实践中,要坚决摒弃反腐败中某些基于部门利益考量的短视行为。例如,反腐中“抓大放小”的选择性、宽容性执法,无视微腐败对社会价值观的侵蚀和破坏;片面强调行贿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以及行贿人被打击后造成工程烂尾、民工工资无法兑现等社会稳定风险,从而纵容行贿行为,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为追缴赃款到位而予以轻刑化承诺的辩诉交易问题,形成“花钱消灾”、“钱可买罪”的错误价值宣传,严重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形成事实上的法治倒退。
 

                                           (作者系四川省广安市纪委组织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张磊)